改买晋商胡马,这买马的钱也大抵都是百姓缴纳上来的折色俵银。
万一太监们和太仆寺相互勾结,哄着自己下令取消了解俵,全部改征折色,那不就等于又加重了百姓的一项负担、多赋予了官僚一样敛财名目?
而且即使今日成功地将京畿马贩全部捕杀殆尽,不代表这一“马政临时工”群体改日就不会卷土重来了。
依照朱翊钧在现代的经验推断,这些京畿马贩为了获得能征敛百姓的机会,一开始也定是向太仆寺的在编官员付出过一笔“保护费”的。
太仆寺官员为了不执行或少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令,为了收取手中权力所带来的种种好处,同时又不愿受到上边的怪罪,便发展出了这样一套伪装术,一套以虚文应付法令的策略。
他们将征敛的特权外包给临时工,收取一笔对民脂民膏搜刮权的“发包费”,完成了一次性预收,或者叫事先提成之后,便将皇帝追责的责任也同时转移到了这些临时工身上。
当然,朱翊钧还有另一个方法,就是调换官员。
但是这个方法的副作用也十分明显。
倘或教人以为徐泰时是因为向皇帝说了实话才被调离太仆寺的,那往后还有谁敢向皇帝说实话呢?
历史上崇祯皇帝吃了革职韩一良的哑巴亏,使得崇祯皇帝后来变相地成了一个“聋子”,朱翊钧自然不希望自己重蹈覆辙。
徐泰时敢对皇帝说实话,就说明他已经算准了皇帝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去彻底根除“马政临时工”的寻租空间。
即便朱翊钧手中有帝王专属的无限特权,可以没有任何副作用地去打杀马贩、调换官员,但是打杀了、调换了之后呢?
只要百姓、商贩是一群任人宰割、敲诈的牛羊,只要俵马一事上能有官员的寻租特权,那么无论皇帝用甚么机构去取代太仆寺,也永远会有下一批“临时工”的诞生。
即使朱翊钧采用第三种退而求其次的办法,选择相信徐泰时,让徐泰时去清理裁撤那批临时工,得到的也定是一样的、无能为力的回答。
因为如果纯粹从官僚个人的眼前利益考虑,增添临时工有利,削减临时工有害。
那些京畿马贩为了谋求这些美差,不知花费了多少财产和心血去上下打点、疏通关系。
这是人家一生事业的重大投资,指望将本取利慢慢受用的投资,难道还能凭他徐泰时一个小小的太仆寺少卿说两句话就不算了?
这就相当于没收土地搞土改,如果非要没收,那就要准备闹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,千万别指望某个阶级或某个利益集团会束手就擒,平白让另一个阶级消灭掉。
晋商狡诈如斯都没有斗过京畿马贩,官僚集团未必就能比晋商高明多少。
朱翊钧到底是现代人,比崇祯皇帝觉悟高,知道要提高到阶级斗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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