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难怪在周室阅尽典藏的老子主张小国寡民。长丘是典型的扁平化管理,到了中央集权的清朝时候,从小县城收的税赋,经过层层官僚的手里,抵达国库,二十存一。
在新中国取消农业税以前,农民伯伯七块钱的赋税到中央只剩下一块。后来税务中央和地方划清泾渭,征税管理仍然成本高达百分之八,随着官民关系的僵化,征管成本节节攀升,甚至出现了成本-税务倒挂的现象。
千禧年,京城农业税八千万,成本却逾越六千万,所得杯水车薪。江西丰城甚至征税成本大于税收所得,酿出了人间惨案。
管子自顾自道:“这还得亏宋民诚信。周室王畿更惨,周之野人为少纳税,八户人家联合起来,隐瞒公田的真实收入。官吏不得不年年勾心斗角,于田间逡巡。民多而官少,瞒报田产者比比皆是。
周室不得不广招舆人监督,舆人倍增,征管成本陡然提升。是以国不增田产而官府所得逾减。然民之黠无穷无尽,逃税漏税之法层出不穷,而周室愈发困窘,连赏赐诸侯之美器都羞赧,索性赠田,让诸侯头疼去。”
在这场零和博弈中,周人的征税成本递增,百姓为了活命避税,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和官府斗智斗勇上,有的人干脆不种田,专门望风;有的人负责牵制官吏;其他农民则需要将产出分一部,分给这些“斗士”。
于是官府所得赋税如同毫发,百姓耗时耗力,也难以伺候好庄稼。上下皆输。
亚当·斯密曾经曰过,一切赋税的征收,须设法使人民多付出的,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。人民付出多于国家收入的几种情况,比如,征税使用了大批官吏,不但耗费大量的薪俸,还要苛索人民,增加人民负担;征收妨碍了人民的勤劳,使本来可以举办的事业因为税收而缩减甚至消灭;税吏的稽查给人们造成麻烦、困扰和压迫,人们都要设法逃避这种烦扰,凡此种种。
亚当·斯密定义了税收的征管成本,这种成本就是人民所付出的与国家所收到的之间的差额,差额越小,征管成本越小,越符合经济的原则。
西方有贤人,东方难道没有高人注意到这一点吗?
北宋大吃货苏轼曾治理密州,发现朝廷的征税成本问题。活不下去的百姓要么偷税漏税,要么干脆披发入山、下江为盗贼。在给朝廷上奏的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》、《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》、《上文侍中论榷盐书》三道奏疏中,苏大学士痛陈封建王朝不计成本收税,以为能增加收入的想法是“儿童之见”。
“积滞不行,官之所丧,可胜计哉!失民而得财,明者不为。况民财两失者乎?”苏轼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,证实了封建王朝税收模型的愚蠢——既失去了财源,又失去了民心。
这一愚型的集大成者就是崇祯。越是摊派辽饷,越是增加征税成本,不但国库收不上钱,百姓也揭竿而起。有网络上的学者计算过,崇祯年间,征税的成本是税收收入的百倍不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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