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在夏季,一个炎热的白天。在回家的路上,我和妹妹从一家庭院门前经过。我不知道,她是出于恶作剧还是由于思想不集中敲了那扇门,或者她仅挥了挥拳头吓唬了一下,根本就没敲。往前再走一百步,在大路拐向左边的地方,就是村头了。我们并不熟悉这个村子,但我们刚刚走过第一家,人们就纷纷走出来和我们打招呼,有的和善友好,有的发出警告,有的甚至惊慌失措,有的慌得弓起了腰。他们指着我们经过的那家庭院,提醒我们曾敲过那家的门。那家庭院的主人将控告我们,调查将会马上开始。我十分镇静,我也安慰着妹妹。她可能根本就没敲,即使她敲了,这世上到哪里也找不出证据。我力图让围着我们的人也明白这一点。他们认真听我说着,但却不愿做出判断。后来他们说,不光我妹妹,连我这当哥哥的也将受到控告,我微笑着点了点头。我们全都回头望着那家庭院,就像观望着远处的浓烟,等着看大火。果然,我们很快就看见几个骑马的人进了那家洞开的院门。尘土高高扬起,遮掩住了一切,只有长矛尖在闪闪发光。这队人马刚刚消失在院子里,似乎立刻就调转了马头,沿大路朝我们奔来。我催妹妹离开,我将一个人了结一切。她拒绝把我一个人丢下。我说,可她至少也该换换衣服,穿件好点儿的衣服去见那些先生。她终于同意了,踏上了漫漫的回家之路。骑马的人已经到了我们身边,他们骑在马上打听着我妹妹的去向。她现在不在这里,回答小心谨慎,不过呆会儿就来。回答被漫不经心地录了下来。最重要的好像是他们找到了我。主要是两位先生,法官是个活泼的年轻人,他的助手沉默寡言,被称作阿斯曼。他们要我到农舍里去。在诸位先生锐利的目光的注视下,我摇头晃脑,手指拨弄着裤背带,慢慢地挪着脚步。我还以为,只要一句话就足以使我这个城里人摆脱这帮乡巴佬,甚至还是很光彩地摆脱他们。可当我迈过农舍的门槛时,跳到前面等着我的法官说:“我为这人感到惋惜。”毫无疑问,他这话指的不是我现在的处境,而是我以后的命运。这屋子看上去是个农舍,可更像一间牢房。大石板铺的地面,光线昏暗,光秃秃的墙壁,墙上有个地方嵌着一个铁环,屋当中放着那既当木板床又作手术台的东西。
除了这监牢的空气,我还能闻出别的空气吗?这是个大问题,说得更确切点,如果还有望获释,这问题就来了。
(周新建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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