坏了机器,并在车间的墙壁上涂写“为了生计”、“为了生存”等之类的标语。甚至,一些城市还发生过零星罢工事件,要求工矿主们改善工人待遇,避免无辜解雇工人的事情发生。
“其实,我齐国跟历代王朝并无什么区别,依旧是权贵之家高高在上,卑末小民被踩在脚下。昔年,太祖皇帝曾言,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、人人平等的新国度,不过是一句虚妄之念罢了!”黄千人愤然地说道。
甚至,一些工商“大鳄”通过对共济会、养济院等福利机构捐赠大笔钱财,受到皇家的名誉爵位敕封,从而获取了崇高的社会威望,并因此跻身于敕令院,亲自参与各种法制律令的修订和颁布。
“再者而言,全国税务稽查已行数月,查实脱逃税款之商人不知凡几。我等可曾听闻有商人被判刑罚?一个个无非是追缴税款,并处以罚款而就此揭过。彼辈商人涉及税款多者数万,少者亦有千元,金额不可谓不大,但处罚却如此之轻。而民间普通百姓若有损害公私财物者,往往不过数十上百元,则动辄被判苦役或者流放,此诚可叹呀!”吕文栋说道。
话说,刚才不是在讨论权贵和普通民众的隔阂对立问题吗?怎么话题就歪到农人收入方面来了?
“若想改变农人之困,工人之厄,我们齐国就必须有人站出来为他们疾呼,为他们的利益发声。”黄千人沉声说道:“观内阁朝堂之上,皆为宦海政客和权贵之家,作为国之立法机构的敕令院,充斥着皇室成员、王公贵族、致仕官员,以及大量的豪绅商贾。而人数众多的工农人群,却无一代表位列其中。试问,在此番情势下,政府如何会推进惠及工农之举,敕令院又如何会颁布工农保护之律?”
“未必尽然吧!”《东部周刊》编纂人吕文栋将手中的茶杯放下,摇头说道:“我齐国虽然看似律法健全,其精神宗旨亦为‘天下万民’之念,但在律令实践当中,对权贵之家、富豪之人往往太过偏袒,而对‘万民’又太过苛责。”
齐国自立国时,通过不断的移民,再加上国内生育率的高涨,使得国内人口在数十年间不断增长,但在1710年后,死亡率却开始上升--排除正常的生老病死外,很大一部分原因则是各种工业化后疾病的增多。
环境污染和流行病越来越严重,自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,泰平十六年(1720年),敕令院通过了《帝国河流保护律》,规定,禁止污染任何作为公共供水的水源。泰平二十年(1724年)又颁布了改善工业城镇环境的《城市公共卫生律》,要求把污水和废弃物集中处理,并规定地方政府负责供应清洁卫生的饮用水。
“好了,好了,二位无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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