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去的贝都因人所做出的安排。
至于留在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,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了。
在某个东方大国的历史上,中原农耕王朝曾不止一次的击溃了草原游牧政权。
但是,在满清之前,没有一个中原王朝在草原上建立起有效统治。
在满清之前,中原王朝对草原的政策不外乎三种:
第一,拉一派打一派,保持平衡,隋唐前期等中原王朝强盛的时候都是如此。
第二,有限的低烈度战争,在边境搞缓冲区,通过军事威慑和经济贸易来控制对方。宋朝和明朝后期都是如此。
第三,穷天下之物力,毕其功于一役。打出几十年的和平,汉武帝、隋炀帝都是这么想的。
问题在于这三策,都需要中原王朝能镇得住场面。
就算是最不堪的南宋,也在稳住阵脚之后,和金朝取得了战略上的相持地位。
唐朝在太宗和高宗时期,对草原的控制力也是非常强大,突厥、突骑施、薛延陀……草原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,谁冒尖就打谁,但是又如何呢?
草原上的人口源源不绝,不断的在互相的迁徙、仇杀中养蛊,打掉一波又养出来一波,唐朝的镰刀再快,也有割钝的时候,等到武则天上位,清洗了一大波名将之后,突厥果然就死灰复燃了。
在内亚语境下,牧区的权力真空不会持续太久,总会自发生成新的权力中心。
如汉灭匈奴,而鲜卑兴;唐亡突厥,则回鹘起。
即使能铲除一个游牧政权,很可能不到十年又会出现新对手。
这三策,都依然还是区分“敌我”的,以术驭人,必然是貌合神离。
拳头大能压服一时,不能压服一世。
如果做不到把原住民彻底赶走,那么想要真正的降服,那么就需要模糊“敌我”的概念,让双方能够存在除了“我打不过你,暂时拜拜你讨点好处”的想法,还能有思想文化上的认同。
满清就做的相当好,有很多所谓什么“播黄教以安蒙古”,“满蒙和亲”,“满蒙一家”,这些都只能算做辅助,真正将蒙古彻底解决,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是满清创造性的制度—盟旗制度。
草原的活力在于迁徙,在于人口不断大规模流动中的残酷冲突,在血与火之间诞生出的强者,也获得了和中原王朝掰手腕的能力。
盟旗制度恰恰就是限制了牧民的游牧范围,改游牧为畜牧。
清对归附的蒙古部众,按盟旗原则重新安置归附的蒙古诸部,直至全蒙古部众悉数被纳入盟旗体制。
其中,旗是清廷设在蒙古地区的基层行政单位,在法理上是清朝皇帝(也就是蒙古大汗,私下的)赐给旗主的世袭领地。旗经过编织佐领,安置属民,分给牧地,划定旗界,通过任命札萨克(执政官)而形成。
盟为旗的会盟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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